1993年，黄家驹在日本摔伤去世，蔡澜前往为他操办葬礼，记者问蔡澜:“你与黄家驹非亲非故，为什么愿意出手帮忙？”   蔡澜是香港“四大才子”之一，写美食、聊电影、品红酒，看起来和摇滚主唱没有一点关系。   可当黄家驹的遗体从日本运回香港，操办葬礼的重任，偏偏落在了他肩上。   “您和黄家驹非亲非故，为啥要插手？”记者举着录音笔追问。   蔡澜眯眼笑了：“我跟他不熟，但我知道，香港乐坛不能没有他。”   要说两人有多深的私交，其实没有。   1980年代末，Beyond在酒吧驻唱，蔡澜偶尔去听，点杯啤酒坐角落。   黄家驹唱完会跑过来敬酒：“蔡先生，我们的歌您觉得咋样？”   蔡澜总说：“有劲，像你们的人。”   后来Beyond红了，黄家驹在采访里提过：“蔡澜老师懂我们，他写的东西有血有肉。”   蔡澜则在自己的专栏里写：“家驹的歌，是给普通人打的强心针。”   黄家驹去世时，蔡澜正在写新书。   听到消息，他放下笔直奔机场：“我得去日本，不能让家驹的葬礼办得寒酸。”   为什么？因为黄家驹不只是歌手，他是香港精神的符号——草根出身，唱《海阔天空》鼓励打拼的年轻人，唱《光辉岁月》致敬曼德拉，唱《大地》关注农民工。   他的死，对香港来说不只是失去一个歌手，是失去一种“劲”。   “香港那时候乱，但家驹的歌让人觉得有希望。”蔡澜后来在节目里说，“他死了，这种‘劲’就少了一半，我得帮他保住最后的体面。”   蔡澜操办葬礼，不只是选场地、定流程。   他联系了所有能联系到的乐坛朋友，让Beyond的成员们不至于手忙脚乱。   他拒绝媒体过度消费，只让真正的歌迷进灵堂。   他甚至自己掏钱，给黄家驹的父母买了机票。   “家驹要是知道，肯定说‘别折腾’，但他值得这样的折腾。”蔡澜对记者说。 葬礼那天，记者又问：“您和黄家驹没血缘、没深交，图什么？”   蔡澜喝了口茶，慢悠悠说：“图个‘该’字。该帮的人不帮，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？”   后来有人翻旧账，说蔡澜和黄家驹“不过是一杯酒的交情”，蔡澜笑了：“一杯酒够啦，有些人喝一辈子酒，也喝不出真心。”   “非亲非故”的帮忙，往往比“沾亲带故”更纯粹。   不图名、不图利，只图“该”字。   就像蔡澜说的：“这个世界，总有人得做‘该做的事’，哪怕没人记得。”   黄家驹的葬礼上，蔡澜没哭，但他在灵堂里站了很久。   后来有人问他：“后悔吗？”他摇头：“不后悔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。”   或许，这才是“非亲非故”的帮忙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因为有多熟，而是因为有多“该”。